8月22至24日，经济日报在头版继续刊出“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深度探析”系列调研报告，聚焦“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去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稳步迈向共同富裕?如何让资本规范健康有序发展?如何保障好初级产品供给?如何着力避免发生重大风险?如何稳步有序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这些问题既是当下必须面对和解决的现实问题，又是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前瞻性、战略性、长期性意义的问题。今年以来，聚焦五大热点问题，经济日报组成30多人的专题调研组，深入采访部委、学者、智库、企业，历经3个多月，形成9万多字的调研报告，自8月3日起陆续刊发。

把握防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

——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上)

本报调研组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党的十八大以来，“防风险”成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复提及的高频词，每每与“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等重大经济社会发展议题并论，处于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之一，体现出我们党对内外部环境深刻变化与发展大势的敏锐洞察，也为全党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列出了重要的必修课。

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新的课题

立足新发展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全新问题。这既源自发展阶段、环境、条件、目标等新情况，又表现为风险本身的变化、演进、传染、蔓延等新特征，还体现为对风险防范、化解、阻断、止损各项工作的新要求。我们必须适应新发展阶段的新情况新特征新要求，也必然要面对全新的风险与挑战，以新战略来解决新矛盾。

所谓“新”，最直接的表现是我国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兴市场国家和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国际影响力不断增强，是近代以来国际力量对比中最具革命性的变化。相应地，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处在新的历史转折点，发展中国家参与治理的意愿和能力不断提升，全球治理多极化趋势明显。变革之中冲突加剧，争夺全球治理和国际规则制定主导权的较量十分激烈，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抬头，逆全球化思潮上升，许多国家内顾倾向明显，甚至重拾冷战思维。世纪疫情又加速了这一进程，全球生产和贸易面临变局，金融和宏观经济治理进入未知领域，经济领域的竞争延伸至科技、文化、安全、政治等各领域，战争、能源危机等极端风险逐步从隐性走向显性，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必须清醒意识到，过去几十年总体上看“顺风顺水”的外部环境已经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在新发展阶段，我们不但要破除自身发展进程中的各种“拦路虎”，还要全力应对有可能“逆风逆水”的一段航程，必然会面对全新的风险与挑战。

所谓“新”，最大的变量是新一轮科技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影响世界。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其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科学技术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面对科技革命引发的变革契机，抓住了就是机遇，抓不住就是挑战;面对科技进步带来的质的突破，用好了就能催生新的发展动能，用不好就可能为未知风险的累积和蔓延提供“温床”。比如，金融科技的深入应用显著提升了金融服务能力，但如何有效防范金融科技形成的新风险、如何把握使用新科技的范围和程度，仍然是业界争论的焦点。可见，任何时候我们都要坚持“两分法”，不能无视科技革命带来的挑战，也必须对那些扑面而来的未知风险保持警惕。

所谓“新”，最显著的特征是风险的系统化、全球化蔓延态势凸显。纵观新世纪以来，点上风险系统化、局部危机全球化的态势愈发明显。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到新冠肺炎疫情，风险蔓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跨度之大、叠加效应之强、破坏性之猛烈都前所未有。特别是疫情席卷了整个人类世界，对社会治理、生产组织、利益分配、政治格局、创新方向乃至思想理论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新情况新趋势，都要求我们以全新的视角审慎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

简言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果不能充分认识和把握这个“新”，就难以深刻理解新时代新阶段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重要性必要性紧迫性，难以在不稳定性持续增加的世界中谋求稳定的发展，难以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难以高质量制定政策、高水平执行政策，甚至有可能在防范化解风险过程中制造出新的风险。

消除模糊认识，处理好重大平衡关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洞察经济社会发展大势，科学研判发展机遇与挑战，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防风险”摆在治国理政重要位置，正是预见到了重大风险对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力和破坏力。

党中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和部门依然存在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认知模糊问题，特别是对“统筹”方法论的认识不足。这可能造成政策出台上的“挤碰头”、执行上的紊乱和不到位，也可能出现因短期暂时波动而影响长期战略实施等现象。比如，对已经识别出的风险，虽然采取有效措施解决了表面上的“易爆点”，但形成风险的深层次矛盾未能彻底解决，新的风险点就会层出不穷;对一些已经暴露的风险点的成因、特征和演化趋势认识不清、把握不准，做不到见微知著、一叶知秋，很可能造成“小病不治成大病，漏眼不塞大堤崩”的后果;对一些风险的关联性认识不深，目光只停留一时一域，缺乏大局意识、系统观念，在操作上容易引发次生风险……这些问题不解决，风险势必会“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按下葫芦浮起瓢”，工作上缺乏整体性、连续性、稳定性，疲于奔命四处救火却抓不到根子。解决这些问题，必须更好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方法论，并以此指导实践。

——明确价值原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我们党的根本立场，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以人民为中心，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而是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特别是在面对重大风险挑战时、处于作出重大抉择的紧要关头，如何考量短期风险与长期风险?如何平衡不同群体的切身利益?如何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只要坚持从这个价值原点出发，始终把人民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就一定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确定最优路径，并依靠人民战胜一切艰难险阻。

——厘清逻辑框架。“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始终置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局中来把握。

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这个发展是安全发展、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持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从长期看，发展和安全是辩证统一的，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就是最大的安全。这就要求我们超越一般经济学的视角，从政治经济学层面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既要善于运用发展成果夯实国家安全的实力基础，又要善于塑造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安全环境。这是我们在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实践中形成的深刻认识，也是有效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必然逻辑。

明确了价值原点，厘清了逻辑框架，还要认识和处理好一些重大平衡关系。

例如，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完全依靠政府力量，会损失资源配置效率，丧失经济活力，出现政府失灵;完全依靠市场力量，会催生过度垄断，排斥公共利益，引发两极分化，出现市场失灵。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权衡，在理论与实践层面的争论贯穿百年、经久不衰。西方国家认识这一重大关系的“钟摆”在政府与市场两端反复摇摆，一朝碰壁出现重大风险和危机，就会“摆荡”回另一端。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理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提出“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有效弥补了西方对政府与市场关系在认识上的缺陷，也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认识论提供了重大理论指引。当前人们高度关注的经济结构失衡、地方债务高企、各领域政策“挤碰头”等，从根子上梳理，都源于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都是因为“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协同发力不到位。必须要既遵循市场规律、善用市场机制解决问题，又要让政府勇担责任、干好自己该干的事，扬长避短、有机结合，作用都能得到有效发挥，才能在稳定的经济增长中不断化解前期风险、不累积新的风险，也更有余地余力应对突如其来的极端情况。

再如，正确处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无论是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大危机，还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追根溯源，都起因于实体经济的内部结构失衡、外部竞争力下降，是实体经济扭曲体现到金融领域的危机大爆发。

不同国家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认识是不同的。有专家分析说，有的国家认为金融可以独立运行，特别是美国的华尔街人士，更强调金融自身的特性，认为在金融市场挣到了钱，这个钱就是“真”的，不考虑其背后是否有实体经济的财富创造。有的国家在出现过度投机造成泡沫以致泡沫破裂时，才会关注二者关系，但很快就“好了伤疤忘了疼”。还有的国家在实践中形成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良性互动，但在理论认识层面却缺乏总结和提升。我国一向高度重视处理好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在国内政策上，我们强调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这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比如，中国人民银行就研究推出了社会融资规模这一统计指标，力争反映金融业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数量和程度。

百年来的各种局部或者全球性经济危机无不表明，把握住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就把握住了经济可持续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关键。对于当前我们重点关注的风险点如金融领域资金空转问题、市场主体高负债问题等，既要从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角度去认识，也要通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举措去化解。

用好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道理千万，关键要以实践检验成效、在实践中深化认识。

党的十九大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置于三大攻坚战之首，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从坏处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几年来，一系列务实举措有力维护了经济大局稳定。特别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大逆周期调节赢得了空间。

宏观上，我们有效遏制宏观杠杆率过快上升的势头，2017年至2019年宏观杠杆率总体稳定在250%左右;微观上，妥善处置了一系列重大金融风险事件，有序处置各类高风险机构，有效避免了点上的风险系统化蔓延;制度上，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制度建设持续加码，不断健全风险预防、预警、处置、问责制度体系。

特别是在风险易发高发的重点领域，我们持续化解影子银行风险，下大力气改善金融脱实向虚、资金空转等情况。清理整顿金融秩序，在营P2P网贷机构全部停业，非法集资、跨境赌博及地下钱庄等违法违规金融活动得到有力遏制;优化政府债务管理，调整地方债务发行进度，降低债务成本……截至2019年末，风险较高的狭义影子银行规模降至39.14万亿元，较历史峰值缩减了12万亿元。

2021年，我国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保持全球领先，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实现新突破，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上年增长8.1%，两年平均增长5.1%，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经济规模达到114.4万亿元，稳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12551美元，超过世界人均GDP水平;实体经济发展向好，制造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9.8%，占GDP的比重为27.4%，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稳居世界首位;国际影响力继续扩大，我国货物贸易额、外汇储备均居世界首位，服务贸易、对外投资、消费市场规模稳居世界前列。可以说，取得如此亮丽的发展成绩，着力防范化解各类风险的持续努力功不可没。

但也要看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世纪疫情冲击剧烈，世界主要经济体的日子都不好过。以前被掩盖的传统结构性问题有可能急剧恶化，原本蛰伏的风险有可能在短期内集中显现。对此，必须坚持科学决策和创造性应对，在风险处置上既要果断出手又要精准拆弹，重点是用好在实践中获得的一系列规律性认识：

——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在重大历史关头、重大考验面前，党中央的判断力、决策力、行动力具有决定性作用。越是面对风险挑战，就越要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就越要步调一致向前进、沉着应对，这是我们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根本保证。

——坚持底线思维。即使处于发展的顺境，也要居安思危，增强对风险的预判，深入理解市场心态，关注市场曲线动向。特别是要在完善风险预警预判机制上下功夫，强化日常风险监测与评估，做好各类风险处置预案。

——坚持系统观念。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分出轻重缓急，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避免因一些政策调整过快过猛而打击预期，非经济领域的政策出台亦需充分考量其对经济领域的影响。既要防止不同领域政策“挤碰头”造成的“合成谬误”，又要防止将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持久战打成突击战造成的“分解谬误”，还要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风险蔓延至经济金融领域。

——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要在动态发展中把握稳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确保经济金融稳定的同时持续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防范化解风险。既不能只顾往前冲不看脚下路，也不能以发展停滞为代价解决风险问题，造成经济发展失速的严重后果，甚至错失发展良机。

——强化执行精准性。力争使处置风险的每一步都踩在点子上、抓到要害处，将波及面和破坏力降到最低。对威胁金融稳定的重点领域风险，要精准拆弹，绝不能让风险传染蔓延;对于暴露明显、短期化解会有阵痛但不会对全局伤筋动骨的，要果断出手，长痛不如短痛;对可能持续存在的潜在风险，要主动化解，实现“慢撒气、软着陆”;对于体制机制方面存在的问题，要坚持以改革弥补监管短板。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总的来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需要充足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指引方向的科学理论，强大稳固的实体经济“基本盘”，结构优化、运转健康的金融体系，富余的回旋余地以及丰富的政策“工具箱”。归根结底，要廓清思想认识迷雾，在纷繁复杂的情况中牢牢把握主动权，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和水平。

面向未来，我们要进一步用好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持续积淀破解难题和化解风险的智慧，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栾笑语 于 泳 郭子源 原 洋)

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的能力水平

——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中)

本报调研组

无论是1929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萧条，还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及几十年来世界各个角落发生的大大小小危机，人们总能在所谓“意外”与“巧合”中翻找出那条指向危机的线索，总能发现被人们忽视的经济规律在默默发生作用，总能在事后惊觉那些贯穿于繁荣时期的盲目、扭曲、过剩、膨胀，其实早已一次次传递出累积风险的明确信号。

世界经济已进入风险易发、高发期，能否精准预判风险苗头、把握危机走向，至关重要。对于我国而言，诸多新兴领域既无可参照的发展路径，也无可照搬的成熟经验，为此必须增强预判风险的本领，提高防范化解风险的水平。

经济领域风险的成因与演化日趋复杂

风险往往具有较强的隐匿性。人们习惯用“黑天鹅”“灰犀牛”来比喻风险。前者指的是那些意料之外的、产生重大影响的风险;后者指的是那些由于太常见而被忽视的风险，如同犀牛，待它真正冲到眼前，人们才惊觉为时已晚。

“黑天鹅”难以预测，“灰犀牛”虽不易察觉却有迹可循。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可以被看作20世纪70年代以前布雷顿森林体系内在矛盾的翻版;1997年泰铢急剧贬值，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但早在1996年泰国就已出现金融不稳的明显迹象，国际投机者蠢蠢欲动;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其房地产市场早已出现信贷扩张的巨大泡沫。

即便人们一次次被“灰犀牛”撞倒，但如何识别、预判潜在风险，至今仍是世界性难题。

一方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程度加深，风险的成因日趋复杂，从单一风险源演变为多点关联风险源，风险识别的难度呈几何级增长。以金融危机为例。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金融危机通常只表现为单一形式，比如，60年代的英镑危机是货币危机，80年代的美国储贷协会危机是典型的银行业危机。但进入90年代，金融危机的综合性特征愈发明显，外溢性影响突出。例如，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开始收紧时，世界经济将经历“痛苦”的调整过程：外部市场流动性突然收缩，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资产价格下降等现象，如果该国的经济基本面不健康，甚至可能引发金融危机。

另一方面，认识和操作误区频频成为危机的“导火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对市场繁荣有非理性预期，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投机心理盛行，采取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金融市场监管失效，纵容虚拟经济盲目扩张，等等。

此外，经济周期固有的“复苏—繁荣—衰退—萧条”也值得重视。当前，世界经济依然低迷、复苏道路曲折，我国经济发展也面临“三重压力”，经济下行有可能使各类隐性风险“水落石出”。

善于从经验教训中总结应对之策

不论是在经济学的书本上，还是在实践中，人们都发现并接受了一个事实——风险无法完全被消除，但这并不意味着面对风险无计可施。我们既要积极寻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应对之策，更要在危机处置中汲取经验、深化认识，总结行之有效的应对之策。

第一，用发展的眼光研判风险、用改革的手段化解风险，在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既不能因噎废食，为了化解风险而停下发展的脚步，又不能扬汤止沸，只关注表面现象、不深究根本问题。比如，在化解产能过剩的过程中，我们强调采用改革创新的思路，综合考虑经济发展、结构升级和社会稳定等多重因素，有效避免了相关风险的“大爆发”“硬着陆”。

第二，坚持系统观念，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系统性工程来抓。在观察风险时，我们既要关注经济领域，又要考量非经济领域对经济的影响，还要关注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带来的“输入性风险”。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时，需从多方面共同发力，既要用好“政府之手”，也要用好“市场之手”，形成合力。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为例，不能仅仅依靠金融监管部门，财政部门等其他相关部门也要积极参与。

第三，发现苗头果断出手，避免单一风险演化为系统性风险。近年来，我国及时出手整治互联网金融乱象，目前P2P网贷机构已全部退出经营;对虚拟货币炒作加以遏制，境内比特币交易量全球占比从90%多下降至10%;针对一些负债规模大、可能威胁金融安全稳定的高风险企业，果断决策、及时处置，稳稳托住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第四，分类施策、精准拆弹，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在稳妥处置一些高风险中小金融机构的过程中，我们根据风险的不同特点、成因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分类施策、精准拆弹。在处置影子银行风险、互联网金融风险的过程中，以上特征也都有所体现。

第五，构建预警机制，做到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具体来看，我们推行“宏观审慎管理”框架下的金融监管，建立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重点做好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工作;健全风险监测预警和早期干预机制，加强金融基础设施的统筹监管和互联互通，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一系列有针对性的务实举措，都旨在未雨绸缪、见微知著、抓早抓小。

密切关注、遏制、防范风险之源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是一个动态过程，也是一个不断谋求再平衡的过程。我们既不可能实现无风险的“真空环境”，又要将风险保持在总体可控的范围内，维护经济社会大局稳定。当前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密切关注、遏制、防范各层面各领域的盲目野蛮扩张。

其一，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是一个老话题。

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把举债筹资作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杠杆。中央政府为了平衡国家财政收支、筹集建设资金等，会发行国债;地方政府为了弥补地方财力不足、应对危机和抗击自然灾害、改善民生和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等，也会举借“地方债”。

就债务本身而言，并非越少越好，债务风险与债务所对应的资产质量直接相关，只要资产质量有保证，债务风险就基本可控。需要关注的是地方政府隐性债务，一些地方政府超出自身财力，通过融资平台公司、政府投资基金、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债，形成隐性债务。而部分金融机构认为地方政府不会破产，在提升业绩的驱动下为地方违法举债提供“弹药”，进而助推了隐性债务的增长。

隐性债务具有存量规模不清、增量难以控制、债务结构复杂、融资成本高企、缺乏有效监管、偿债压力过重等特点。可以说，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绝不是一个小问题，也不是一个能轻松解决的问题。有专家认为，2022年是地方债到期的高峰期。我们需要高度重视房地产行业承压、土地市场降温等因素对地方财政收入造成的影响。

其二，房地产市场风险较为典型。

2021年下半年以来，个别头部房地产企业的债务违约风险逐渐显性化，引发市场高度关注。从长期看，若既要保持房地产业健康发展，又要实现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目标，就需正视房地产业在经济中的作用，合理定位房地产行业，进而为有效构建房地产市场的长效调控机制打下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房地产业对于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房地产业规模大、链条长、涉及面广、关乎众多就业，一头连着经济增长，一头系着社会民生，其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未来仍将持续。从这个角度看，保持房地产融资的稳定性对于稳定宏观经济、防范化解风险均具有重要意义。

房地产市场风险的成因复杂，既是长期矛盾累积的结果，又是短期融资市场收缩的结果。具体来看，一是房地产开发经营过度依赖金融杠杆，高负债、高杠杆、高周转;二是房地产企业纷纷布局金融领域，投资、持股商业银行、保险机构、信托公司等，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随着经济结构优化调整与转型升级、“房住不炒”定位的进一步明确以及家庭资产配置逻辑发生变化，房地产业不可避免地出现了缩表、出清，“去金融化”“制造业化”“功能民生化”已逐渐成为行业共识。

治顽疾需用缓药。去年下半年，部分金融机构曾误解监管部门的房企融资政策，加之房企信用风险不断抬升，融资市场曾出现短期、过度的应激反应，大幅收缩信贷资金，一定程度上误伤了部分企业的合理融资需求，甚至造成预期不稳，引发“处置风险的风险”。下一步要在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下，积极稳妥处置已暴露风险，同时加强预期引导，进一步提升房地产金融政策的精准度，保持政策的连续性、一致性、稳定性，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加强对长租房市场、保障性住房建设的金融支持力度，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

其三，企业层面滋生的风险日益凸显。

近年来，一些大企业盲目投资，非理性多元化扩张，过度依赖金融杠杆，产业资本过度进入金融行业;部分中小企业借助较宽松的融资环境渡过了难关、避免了被市场淘汰，却掩盖了自身存在的一些经营短板问题，甚至错过了转型机会。当政策收缩、再次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时，这些企业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偿债压力，甚至形成了大批不良贷款。

以信贷领域的“联保互保”为例。作为一种增信方式，互保、联保曾是银行业广泛使用的“信贷创新”。在经济上行期，多家企业结成担保关系，约定如果一家企业无法偿还贷款，由其余企业共同为其偿债。此举虽方便了企业融资，可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一家问题企业就有可能将多家经营正常的企业拖入偿债泥沼，“火烧连营”引发次生风险，导致风险蔓延。

总结历史经验不难发现，产生风险的直接诱因，除了一部分是产能过剩行业的风险暴露，更多的则是由于偏离主业的盲目投资。一些企业主投资意识很强，在流动性宽裕期间从银行里借来的钱并非全部投入实体经济，有一大部分进入了房地产、矿产、期货等高风险领域。而在担保链、民间借贷等关联性因素扩散放大效应的作用下，一些企业自身资金链本来没有问题，但因卷入担保链出现代偿风险。

这些年，我们经历了一些大型企业集团破产重组事件，广大企业愈发认识到、感受到“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这一市场原则的硬约束。但也要看到，认识不等于行动，有行动的意愿不等于有行动的能力，企业进退两难、“饮鸩止渴”的情况也并不少见，风险亦在持续累积。

“祸几始作，当杜其萌;疾证方形，当绝其根。”当前面临的这些重点问题，表面上是盲目野蛮扩张惹的祸，但究其根本，还是源于在推动发展中没有尊重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也是不同领域各类型风险隐患发生和累积的“原点”，是我们需防范化解的“最大风险”“根本性风险”。

下一步，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抓好风险处置工作。既要切实转变观念，增强风险意识和坚持底线思维，又要有解决具体问题的好办法，制定可行的风险化解方案，还要有长远的眼光，及时预判风险、识别风险、处置风险。在用好制度之力上下功夫，加强法治建设;在压实责任上下功夫，压实地方党政同责，压实金融监管、行业主管、纪检监察等部门责任，压实企业自救主体责任;在强化能力建设上下功夫，补齐监管短板，建立一体化风险处置机制，提高跨市场跨行业统筹应对能力……总而言之，就是要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确保“中国号”巨轮在新时代的航程上行稳致远。

(调研组成员：本报记者 栾笑语 于 泳 郭子源 原 洋)

以自身确定性应对不确定性

——正确认识和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下)

本报调研组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阴霾未散，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增长曲折，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实力对比变化显著，世界政治经济秩序和格局面临重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世界，全球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逆全球化加剧，令原本就不稳定的世界更加动荡;全球性问题种类繁多且复杂多变，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可以说，当今世界最大的风险，就是日益凸显的不稳定、不确定。这一趋势在经济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

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正确认识和把握五个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并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作为其中重要内容，正是立足两个大局、深刻洞察世界动荡变革大势给出的科学判断，也是我国直面“不确定”构建发展确定性的关键一招。

在把握经济规律中应对不确定性

有经济学家预测，在新冠肺炎疫情、乌克兰危机等一系列风险挑战下，全球经济将进入“三高一低”格局，即高利率、高通胀、高债务和低增长。历经了蓬勃发展的全球化和总体上的经济繁荣之后，世界经济呈现出发展乏力、对抗博弈加剧、逆全球化思潮上升、风险扩散加速等态势，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几十年来，中国深度融入全球化进程，在世界的发展中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全球性变革和风险加剧在国内经济领域的投射。

从我国自身看，所处的发展阶段、锚定的发展目标、现实的发展趋势等都呈现出一系列新特征。社会主要矛盾发生重大变化，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改革发展稳定任务艰巨繁重，经济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虽然发展前景向好，但也面临着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所带来的困难和挑战，加之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经济运行面临的压力可想而知。

一系列新情况、新变化、新目标、新要求，必然会带来新的问题。我们通过几十年高速发展积累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具备了开启现代化新征程的有利条件，但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疫情冲击持续反复，我国在面临前所未有发展机遇的同时，面临的风险和挑战亦前所未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22年的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也就是说，首先要确保经济发展的稳定性，在此基础上谋求更好发展。一个“稳”字，既凸显了发展不确定、不稳定因素明显增多的客观情况，又明确了下一阶段经济工作的侧重点和着力点，给出了在充满不确定的环境中构建经济发展确定性的清晰指向。

在一个更加不稳定、不确定的世界中谋求发展，就必须从不确定性出发，观察经济运行的基本态势，形成对经济运行的基本看法;从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忧患意识出发，评估各项政策效果，考察市场主体行为;从构建发展的确定性出发，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做强经济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唯此，才能成功应对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牢牢把握“最强基础” 充分发挥“显著优势”

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始终坚持正确认识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阶段性问题，不断调整思路和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要发挥好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挑战时刻保持警醒：强调居安思危，见微知著，避免发生重大风险;部署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做好应对各种形式风险挑战的一系列准备;明确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抓好实体经济、金融系统等重点领域……归根结底，就是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都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

做好自己的事情，首要的是确保实体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牢牢盯住实体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实体经济基础不牢，经济全局就会地动山摇。

综观历史上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其实质都是生产过剩，也就是实体经济出现了扭曲，矛盾不断累积，形成总爆发、硬着陆。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正是由于危机发源地美国在发展理念和实践中都过于重视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才酿成次贷危机，进而造成危机如海啸一般在全世界蔓延。“自己的事情”有千条万条，但稳住了实体经济，就能稳住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底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领域办的头等大事就是化解实体经济风险，重点是解决产能过剩问题。我国曾经出现的产能过剩范围之广、数量之大、影响之深，并不多见。以钢材为例，2014年一年时间，钢材综合价格指数从99.14点下跌至83.09点，降幅达16.2%。进入2015年，下跌趋势不但没有减缓，反而更加剧烈，半年降幅就达19.7%。面对严重的产能过剩情况，党中央按照消化一批、转移一批、整合一批、淘汰一批的思路作出工作部署，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手段齐上阵，抢在事态恶化之前刹住了车。

在此基础上，中央进一步判断：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深层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错配和不适应已经是累积风险的重大源头。比如，我国一些行业和产业产能严重过剩，同时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还依赖进口，是供给侧、生产端出了问题;又如，农业的一些供给没有很好适应需求变化，在一些年份中，大豆生产缺口很大，玉米增产则超过了需求增长，牛奶等产品还难以满足消费者对质量、信誉保障的要求;再如，居民的部分消费需求在国内得不到有效供给，消费者将大把钞票花费在出境购物、“海淘”购物上，购买的商品从奢侈品向电饭煲、马桶盖这样的普通日用品延伸。事实证明，如果不从生产端入手解决问题，不使供给和需求达成新的动态平衡，不但已经存在的问题难以解决，而且会引发诸多新矛盾。由此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大力深入推进，正是不断化解实体经济风险的务实举措。

在行动上果决，也要在理念上深化。从如何认识产能过剩问题，到如何认识实体经济，再到如何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关系……我们反复强调实体经济的极端重要性，逐步清晰实体经济与其他领域的关系，特别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问题，提出金融必须回归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本质，在推动实体经济优化结构、提升质量的同时，避免金融反映以及放大实体经济领域存在的扭曲。这也是保证我国中长期经济发展“成色”的重要一环。

有研究认为，基于对金融与实体经济关系的认识不同，不同国家的长期发展实力对比会发生明显变化。以中美经济实力差距的“喇叭口”变化为例，2004年，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12万亿美元和2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约是中国的6倍;到了201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10周年时，美国和中国的GDP分别约为20万亿美元和14万亿美元，美国经济实力是中国的1.5倍左右。其中，固然有美国作为国际金融危机发源地而遭受重挫的原因，也反映出金融脱离实体经济的恶果在较长一个时期内都难以消除。即便美国等西方国家看到了实体经济的重要性并推动“制造业回流”，但长期形成的政策取向、价值取向以及资源配置态势难以掉头，以至于在危机爆发多年后，依然面临实体经济基础不牢的痛点，甚至在更长一个时期内导致经济复苏乏力。这些国家在实体经济上栽的跟头不小，教训也是深刻的。

作为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财富之源，实体经济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必须牢牢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不断夯实实体经济基础，做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 增强发展主动权

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在当前国际形势充满不稳定性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立足国内、依托国内大市场优势，充分挖掘内需潜力，十分重要。

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体系、强大的生产能力、完善的配套能力，以及1亿多市场主体和1.7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各类专业技能的人才，有包括4亿多中等收入群体在内的14亿多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内需市场，正处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快速发展阶段……这些都充分表明，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空间大。在逆全球化思潮上升和世纪疫情对经济发展构成严重冲击的情况下，超大规模市场资源将形成可持续发展的巨大优势。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内需潜力将不断释放，繁荣国内经济、畅通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国内市场能够为各类产品和服务提供消化和循环的空间，并在此过程中实现产品创新、产业升级、技术迭代。2021年，我国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9.1%。未来一个时期，国内市场主导国民经济循环的特征会更加明显。

面向未来，我们要以扩大内需为战略基点，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快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大力推进科技创新及其他各方面创新，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这不仅能够在短期内有效应对金融风险和外部冲击，而且还会不断巩固和增强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进而将市场资源优势转化为内涵式增长优势，转化为新时代新阶段参与国际竞争与合作的新优势，在任何风险挑战面前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从这些角度来看，我们反复强调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并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归根结底就是以“做好自己的事情”来抵御一切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挑战，这也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根本举措。

高质量制定政策 高质量执行政策

一个时期以来，国际环境不确定性因素增多，国内经济恢复仍不稳固、不均衡，形势比预期的更加复杂，推动经济稳定运行面临的困难比预料的更多。在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预期转弱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最为深远。如果投资者对企业和行业发展信心减弱，就会丧失投资意愿，消费者对未来一个时期的稳定收入信心减弱，就会不敢消费、增加储蓄。消费和投资都乏力，供给与需求都收缩，进而带动预期继续波动，形成整体上经济下行的势头。

面向不确定构建确定性，政策的坐标要稳，政策的发力要准。中央要求“必须坚持稳中求进，调整政策和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坚持先立后破、稳扎稳打”“各地区各部门要担负起稳定宏观经济的责任，各方面要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进一步强调政策作用，并对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作出具体部署，正是意在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

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关键在于高质量制定政策、高质量执行政策。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评估政策影响，加强风险意识，坚持系统观念，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作出动态调整;推动改革要把握好时度效，必须将“不确定性”作为常态化考量的重要内容，精准研判政策出台时机与推进节奏，既要对经济领域慎重决策，也要充分考虑非经济领域政策对经济领域的影响，防止局部合理政策叠加后造成负面效应的“合成谬误”;执行政策要坚持实事求是、稳扎稳打，不能超越发展阶段、脱离实际情况想问题、看问题、解决问题，不能把长期目标短期化、系统目标碎片化，尤需防范将整体任务简单一分了之的“分解谬误”，造成政策目标落空无法实现。

以政策之“锚”稳预期、强预期，当前的重点在于因应形势、精准施策，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有助于解决堵点的政策。具体到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经济工作，就是宏观政策要稳健有效、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尤其是政策发力要打好“提前量”，及时精准预判，抓住关键节点，力争始终走在市场曲线前面。

总而言之，经济社会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把战略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结合起来，综合考虑政治和经济、现实和历史、物质和文化、发展和民生、资源和生态、国内和国际等多方面因素。既要考量政策的短期效果，又要研究中长期影响;既要着眼于推动单一领域发展，又要看到关联领域态势;既要瞄准单一目标发力，又要充分考虑相关举措对实现全局发展目标的影响。

迈上新的征程，“娄山关”“腊子口”还有不少，各领域短期内难以解决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都有随经济下行而“水落石出”的风险，但我们依然有正视困难、坚定信心的底气。我国经济韧性强，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支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有利因素和条件仍然不少，依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留有足够的政策空间和充足的政策工具储备。只要坚定不移做好自己的事情，尊重客观实际和群众需求，坚持系统思维，做好科学谋划，加强调研、慎重决策，就能稳定宏观经济，推动经济实现质的稳步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化解已有风险的同时不增加新的风险点，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