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再度拉高西部县域的“天花板”。

从总量看(1848.18亿元)，超过“世界工厂”义乌;从增量看(554.18亿元)，甚至能跟西安(668.9亿元)比肩。在全国千亿县序列中，神木也从第17位上升至第9位，取代贵州仁怀，重夺“西部第一经济强县”。

这正是头部经济强县的张力。

现如今在新型城镇化的格局下，县域经济已经不只是苏、浙的专属名词，越来越多的中西部地区开始发力县域经济。从湖北的“差距在县域，潜力在县域，关键在县域”，到河南的“推动县域经济‘成高原’”，再到陕西“全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县域经济正被提高至空前的高度。

陕西发改委此前曾披露，县域经济占陕西省79.8%的土地面积、55.2%的常住人口、40.8%的经济总量，事关发展全局。然而，伴随着头部强县上位的陕西，正面临着“头愈强，尾愈弱”的尴尬——神木一县的GDP超过省内二三四名之和，甚至佛坪县仅有其0.7%。

整体而言，县域经济仍未摆脱“农业大县、工业小县、服务业弱县”的处境，但是已然到了“总量跨越和转型升级并重的关键时期”。根据规划，预计“十四五”末，陕西县域生产总值达到1.56万亿元(2020年10706.11亿元)，全国百强县达到3个(目前2个)、西部百强县达到13个(目前10个)……

这是不小的挑战，亦是亟待跨过的门槛。

千亿县城

提起县域经济，直观印象来自江浙——“散装到县城”。从昆山，到江阴，这些县城的GDP实力甚至超过不少中西部省会城市，亦展示出强大的支撑力。

在县域经济的顶端，便是千亿县城。据赛迪顾问统计，2021年全国千亿县已经达到43个，GDP总量达到7.02万亿元——以不到0.8%的国土面积贡献了全国6.2%的GDP总量。其中，神木凭借1848.2亿元的经济总量重回GDP前十，位次上升8位。

从GDP增速来看，神木以30%的增速领跑千亿县;从人均GDP来看，神木以32.3万元高居千亿县榜首。其在省内的分量更为重要，2021年神木GDP占据榆林总量的34%，占陕西全省总量的6.25%。

据赛迪顾问县域经济研究中心分析师杨文学分析，排除疫情后经济回正的因素，神木的跃迁主要源自煤炭等原材料价格的上涨，并由此带动包括化工行业在内的制造业的全链条提升。

从数据来看，2021年神木生产原煤3.09亿吨，全年规上工业总产值达3302.65亿元，同比增长63.2%。

与此同时，同为能源重镇的府谷实现GDP 735.88亿元，继续排在陕西县域经济第二位。其中，规上工业总产值达1240.46亿元，增长46.8%。在煤炭能源工业之外，镁工业成为另一张名片——“世界镁业中国，中国镁业看府谷”。

2021年，府谷县原镁产量44.89万吨，占全国产量的50%，超过全球产量的40%。依托能源优势，府谷逐渐形成“原煤——煤炭热解——发电——硅铁——镁冶炼”的循环产业链，镁业异军突起。

去年11月，文章《25万人的陕北小县，凭什么卡住欧美的脖子?》引发关于府谷煤业对全球汽车产业链影响力的讨论。如今，金属镁及其上下游产业的工业总产值已经占到其规上总产值的7%，成为新的增长点。

陕西“头部愈强、尾部愈弱”的趋势未变。根据城叔梳理，靖边、韩城、定边、城固、兴平、洛川、彬州、黄陵县跟神木、府谷一同构成陕西县域经济前十位。其中，神木的经济总量超过第六至十名之和。

从更大范围来看，陕西76县(市)中，排在在最后一位的佛坪(13.05亿元，2021年数据)经济体量只有神木的0.7%。

县域经济层面“两极分化”越发严峻，陕西需要更多“上位者”。

分布悬殊

除了结构上的两极分化，过去几年，陕西的县域经济还呈现出走弱的趋势，地域分布上的不平衡现象也十分显著。

在2021年陕西GDP十强县中，榆林市占四席，且均居前五位。倘若算上延安(洛川、黄陵)，则陕北地区独占六席;关中地区占据三席，其中包括渭南韩城、咸阳的兴平和彬州;陕南地区仅有汉中城固一县上榜。

头部不强的同时，陕南地区还几乎承包了全省县域GDP中的“吊车尾”。2021年陕西省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安康宁陕、镇坪分别位居倒数第四、五名，汉中佛坪、留坝分别排在倒数第一、三位。

2019年12月，陕西省统计局曾刊文《陕西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研究》，其中明确提及县域经济发展进程差别明显，区县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具体表现为：县域经济总量、县均规模偏小;县域经济实力差距悬殊;县域服务业发展滞后;城镇建设步伐缓慢。

在县域经济总量方面，2018年陕西77个县(市)GDP总量10738.27亿元，仅为安徽61个县(市)的七成多。县均生产总值139.46亿元，仅为安徽县均水平的六成左右……

工业是立城之本，不平衡现象亦更为突出。不久前，陕西省工信厅发布的《陕西县域工业发展研究报告》(以下简称“《研究报告》”)披露，十三五”期间，县域工业“北强南弱”态势仍存在，2015年全省县域工业十强县中陕北占6家，关中占4家;2020年陕北升至8家，关中降至2家，陕南尚无突破，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

县域工业发展要素进一步向县域工业十强县和县域工业第一梯队(前25名)流动集聚，十强县工业增加值占全省县域工业增加值的比重从2015年的50.7%增加到2020年的54.92%。

受区域不平衡以及县域整体产业实力不强等因素影响，陕西的县域经济一度呈现出走弱的趋势。根据陕西省统计年鉴数据测算，2016年至2020年，陕西县域经济的GDP占比分别为46.18%、45.46%、43.94%、42.48%、40.81%，约下降5.37个百分点。

排除户县、南郑等撤县设区的因素，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县域经济整体发展较为疲软。从工业层面来看，2017年至2019年，陕西县域工业增加值总量分别为5015.39亿元、5358.12亿元、5389.73亿元，占据全省的比重分别为57.51%、55.61%、56.10%。

这既与县域经济发展的高度不平衡有关，亦与县域主导产业整体较弱有关。在今年“两会”期间，陕西省政协委员高建民结合实地调研指出，“陕西县域经济发展掣肘主要为农业产业链发展规模过小、特色不鲜明;工业产业链方面，知名国有大型装备制造龙头企业的供应链70%都在省外，形成‘墙里开花墙外香’的局面。”

比如，2020年陕西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为1.93：1，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3：1)。大量优质农产品以原粮、原果、原料形式输送省外深加工后返销陕西市场，产业链的加工增值、品牌增值部分和就业岗位留在省外……

这便是县域工业窘境的缩影。

亟待破局

“客观上县域经济的发展本身就有一定难度。因为我们现在讲的县域经济发展，实质上是工业化和城镇化问题，要经历经济结构和经济主体的‘质’的变革，像陕西这样的农业大省要走出这一步是比较难的，这是我们应该承认的基本前提。”

陕西省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陕西省行政学院原副院长曹钢在4月22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过去多年陕西对县域经济的重视程度不够，“这个重视是指我们能不能站在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高度，找到破解矛盾的强有力和有针对性的对策。”

民营经济的发达程度对县域经济影响至关重要。在曹钢看来，陕西县域民众性创业高潮还没有出现，县域经济中市场主体的比重远远低于发达地区。现在还基本上处在利用人的关系或者社会背景创业的状态，而没有形成让普通民众想创业就能创业和低成本创业的环境条件。

不过，从去年以来陕西政府层面对于县域经济空前重视。陕西省主要领导曾撰文《全力开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指出，陕西县域经济已经进入到“总量跨越和转型升级并重的关键时期”。

从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会议、制定《关于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陕西围绕县域经济的任务也逐渐清晰。

根据陕西发布披露，预计“十四五”末，我省县域生产总值达到1.56万亿元;全国百强县达到3个、西部百强县达到13个……对比2020年(县域生产总值10686.55亿元;全国百强县2个)来看，这是不小的压力。

在高建民看来，陕西县域经济发展位列全国第三梯队，且神木、府谷仍是以资源开采为主的粗放型发展模式。而陕西县域经济要发展，就必须秉承农业产业链、工业产业链“双链”驱动战略。

在“一县一策”“一县一业”导向下，全省76个县(市)中，32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工业，27个县(市)确定首位产业为现代农业(三产融合)，17个县(市)首位产业确定为文化旅游产业。

工业主导的县域，要求主动融入先进制造和高端能化两大万亿产业集群发展，打造产业承载基地和配套基地;农业主导的县域，大力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实现从“卖原料”到“卖产品”的转变。

比如，神木、府谷的主攻方向是能源化工，2021年其能源化工产业集群产值约占全省的30%;岐山主攻汽车及零部件，2021年其产值约占全省的9%;汉阴、紫阳、平利和岚皋主攻富硒食品产业集群，2021年4县约占全省的46%……

总而言之，壮大主导产业、激发县域经济活力是破题的重要方向。从具体举措看，赋予县(市)更大自主权、开展民营企业“扶小创优”培育行动、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加快创新驱动赋能等都被重点提及。

当然，县域经济的发展涉及方方面面，不仅涉及政策的针对性和实施情况，更为重要的是跟当地的发展理念，尤其是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息息相关。

“最重要的还是理念问题，如何看待民营经济，如何实实在在地关爱、支持、保护民营经济发展的问题。过去的一些典型现象说明，政府没有把民营企业当‘自己人’，缺乏平等相待、诚心相处的态度，甚至存在依权算计、抓现成、吃榨民营企业的现象。如果这个理念上不转变，要做强县域经济是很难办到的。”曹钢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