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出延期、延期、再延期直至取消，是过去近三年来音乐人所经历的常态。

国庆节假期期间，乌飞兔走昼还夜乐队(下称为“乌兔乐队”)的音乐在新天地举办的2022天地世界音乐节上响起，而这距离乌兔乐队上一次正式的线下演出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行业受到的打击

乌兔乐队是国内前卫摇滚乐队，“这三年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演出一直在取消，比如原定于9月10号的北京草莓音乐节取消，原定于9月30号重庆的一场演出也取消。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演出了。”乌兔乐队成员海青这样说道。

乌兔乐队的音乐属于小众民族音乐，对于他们来说，创作变现的途径其实只有现场演出这一条，“线上的演唱会坦白讲跟我们的关系不大，因为小众音乐的受众群体本身就很小，很注重线下的氛围，线上其实不太会有人听。”海青说道。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专职做音乐了，乐器、排练、运维这些都是开支。“要去想一些别的办法，”海青曾想过，要不去给别人做音乐培训吧。

新冠疫情对小众音乐行业形成了巨大的打击，爆火的线上演唱会属于主流的流行音乐，这束光无法照到这些民族音乐人的身上。

栾思远也是一位民族音乐人，她是一位古筝演奏家。2019年的最后一天，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古筝专辑《筝心诗意》的录制。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差不多一整年，栾思远没有等来任何一场演出。

那段日子煎熬、痛苦，当没有办法通过自己喜欢的事业来养活自己，栾思远陷入了对自我的深深否定，“我觉得我成为了别人的一种负担。”栾思远说道。一系列的打击袭来，2020年北京璃墟剧场关停，这是栾思远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剧场，由一位法国老先生此前经营了15年。

栾思远开始每天每夜睡不着。于是，她将注意力转移到锻炼身体、中医理疗，但收效甚微，仍是长夜难眠。那段时间她甚至在考虑，要不出去卖保险吧，最起码能获得一份收入。

最后，还是音乐拯救了她，用栾思远的话说，还是音乐把她接住了。那天她停下弹琴的手掌，猛然发现，即便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她还是会不自觉地坐在琴边弹上一会儿，她发现这种在音乐当中的忘我和快乐是“面包性的现实难题”拿不走的。“既然如此，那就让它跟着自己一辈子吧”，这种感觉把栾思远一下敲醒了，也让她同时坚定了对于音乐的追求。

慢慢地事情出现了转机。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曾经在一次演出活动上认识的一位手碟演奏家邀请栾思远去参加一场演出，这场演出也为2021年后续二人的更多合作奠定了基础。

栾思远说，“我发现有的时候当人变得纯粹的时候，无论前面有多难，你往前走，好像就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来帮助你。”

变现仍单一

小众音乐人的变现方式相对单一。海青表示，“像我们这种比较独立的音乐摇滚，除了演出，没有其他办法。”

2019年，国内的乐队受到《乐队的夏天》这一综艺热度的推波助澜，开始慢慢走向大众视野。音乐节、LiveHouse对他们来说都是重要的演出场景，海青表示，一般而言，乐队只能通过每年大的巡演，常年演下去，慢慢积累粉丝，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平稳的状态。

从发行第一张专辑《肉蛋蛋》的2017年到2022年，海青能够感受到国内音乐市场对小众音乐的愈加接纳，海青说，“可能是因为主流的东西满大街都是，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想听一些新鲜的玩意儿。”实验性另类蒙古音乐人巴彦达莱则表示，听者会筛选符合自身内外处境下的音乐来获得更丰富的体验，民族音乐的那种空间感、时间线、旋律、律动更能抓住人。

2021年，乌兔乐队加入唱片公司摩登天空，获得了更大的知名度，海青说，前段时间，摩登天空的老板说将来的市场是属于乐队的，主流的流行歌到一定时期会被淘汰。这句话让海青为之振奋。

不过“未来”还未来，眼下，音乐人仍需要解决在演出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下，乐队生存的问题。

除了常规的音乐节，国内的LiveHouse也正在兴起。

LiveHouse是舶来品，起源于日本，记者采访的几位音乐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在LiveHouse里轻松、愉快的表演体验。海青表示，乌兔乐队在LiveHouse里的表演是多于其他的演出形式的。越来越多人走入LiveHouse是一件好事，这让更多的独立音乐人有了演出平台。栾思远则表达，在LiveHouse里跟观众会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在她的音乐表演里会有很多即兴创作的部分，在那样的氛围里，当乐者轻松了，音乐也就来了。

但LiveHouse也同样面临客源不稳定的难题。曾有LiveHouse主理人坦言，目前在国内真正做到靠演出盈利的场地全国不超过20个。租场地、养团队、维护设备等等都是大额开支。

总体而言，国内仍处在LiveHouse商业模式探索的初级阶段。海青指出，国内的LiveHouse里来看热闹的观众会比较多，还未形成稳定的乐迷。

市场也在寻找适合演出的多种融合业态。比如，新天地打造天地世界音乐节，将视听体验融合到商业体打造的设计节、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社群活动等线下活动中，为音乐人创造了新的演出空间和场景，比如草坪露营派对、古建筑与大型雕塑配合游牧音乐等等。越来越多商业体有意将文化内容引入公共空间，是出现在音乐人面前的机会。

除了演出变现外，音乐人自身也在寻找其他途径。当前，栾思远探索出的一条路子是与产业园区合作。今年5月，栾思远成为“南通海门临江东布洲”签约音乐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扶持。海门市临江镇在当地的一个产业园区里搭建了一个小剧场和多个展厅，当地认为音乐产业可以带来良性循环，只有文化产业才能吸引人、留住人。在这里，栾思远成立了工作室，每年会获得相应的创作基金，从这一平台向外输出作品。园区的剧场基本完工，这个月，剧场即将迎来首场演出。

栾思远表示：“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案例让我感到欣喜，等于我们有了剧场，有了载体，也获得了一部分的支持。不然如果把我的作品都放在大众音乐平台上供免费下载，我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栾思远一贯采取的态度，在《筝心诗意》专辑出炉的时候，她没有选择把它免费放在音乐平台上，而是放进了一家付费音乐平台，一张专辑定价44元，她获得其中的二分之一。

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容易，这样获取的收入甚至都不能覆盖专辑的制作成本。但栾思远仍坚持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必须要的，因为我们不像主流的流行音乐人，他们的变现方式很多，付费专辑、演唱会、商业代言等等，小众音乐人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国内也在探索付费音乐的氛围，但首先我们自己需要这样去坚持。”栾思远说道。

小众音乐人的“小众”坚持

在栾思远的感受上，小众音乐的生存空间较前些年确有提升，但栾思远仍会有些沮丧，她认为，小众音乐所获得的关注更多是来自于当中穿插的流行音乐元素，或是吸引人眼球的服装、舞台效果。栾思远谈到，她非常希望音乐能够回到音乐本身，而不是作为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存在。“音乐是极其抽象的语言，当中有很多‘空’的部分是留给观众去想象的，这个想象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

从一开始踏上音乐学习之旅的时候，栾思远选择了对于古筝融合音乐的探索，她会在古筝中加入来自非洲的打击乐、来自以色列的手碟等等不同形式的世界音乐。破界、交流是她一直在坚持尝试的东西，就如同她坚持留着清爽的短发，不穿汉服弹奏古筝的态度一样，她想打破外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单一审美以及加持在它们身上固定的条条框框。

针对上述市场体会、变现探索等的多个问题，多个音乐人给出的答案存有差异，但唯有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却惊人的相似。这一问题是：是否会为了当下的市场偏好而去改变创作的方向?向年轻化、个性化靠拢是当下独立音乐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吗?对此，他们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海青说，“还是要以创作本身为主，然后再去考虑市场化的问题。在创作之前，如果先把年轻化、市场化摆出来，那创作就不能称之为创作。”

栾思远说，“音乐首先是要服务于音乐人的，它一定是一种不吐不快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先想着受众怎么样。所以不是说一味地去迎合年轻人，而是先要真诚地表达自己。个性化、体验化应该是真诚表达之后的副产品，不是刻意为之。”

对于独立民族音乐人来说，创作是私有化的体验，推向市场是将私有化体会公之于众的过程，如果单纯为市场风向而作，是丢弃了原创中的“魂”。

但这当中他们又同时面临着创作者激励不足、缺乏发展通道、变现方式单一等等的问题。因此，除了坚持外，他们也在探索，他们也同时在期待一个更加尊重版权、尊重著作权的音乐氛围以及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

演出延期、延期、再延期直至取消，是过去近三年来音乐人所经历的常态。

国庆节假期期间，乌飞兔走昼还夜乐队(下称为“乌兔乐队”)的音乐在新天地举办的2022天地世界音乐节上响起，而这距离乌兔乐队上一次正式的线下演出已经过去了一年的时间。

行业受到的打击

乌兔乐队是国内前卫摇滚乐队，“这三年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演出一直在取消，比如原定于9月10号的北京草莓音乐节取消，原定于9月30号重庆的一场演出也取消。我们已经一年多没有演出了。”乌兔乐队成员海青这样说道。

乌兔乐队的音乐属于小众民族音乐，对于他们来说，创作变现的途径其实只有现场演出这一条，“线上的演唱会坦白讲跟我们的关系不大，因为小众音乐的受众群体本身就很小，很注重线下的氛围，线上其实不太会有人听。”海青说道。

如果一直这样持续下去，他们已经没有办法专职做音乐了，乐器、排练、运维这些都是开支。“要去想一些别的办法，”海青曾想过，要不去给别人做音乐培训吧。

新冠疫情对小众音乐行业形成了巨大的打击，爆火的线上演唱会属于主流的流行音乐，这束光无法照到这些民族音乐人的身上。

栾思远也是一位民族音乐人，她是一位古筝演奏家。2019年的最后一天，她完成了自己的第一张古筝专辑《筝心诗意》的录制。2020年，新冠疫情袭来，差不多一整年，栾思远没有等来任何一场演出。

那段日子煎熬、痛苦，当没有办法通过自己喜欢的事业来养活自己，栾思远陷入了对自我的深深否定，“我觉得我成为了别人的一种负担。”栾思远说道。一系列的打击袭来，2020年北京璃墟剧场关停，这是栾思远曾经非常喜欢的一个小剧场，由一位法国老先生此前经营了15年。

栾思远开始每天每夜睡不着。于是，她将注意力转移到锻炼身体、中医理疗，但收效甚微，仍是长夜难眠。那段时间她甚至在考虑，要不出去卖保险吧，最起码能获得一份收入。

最后，还是音乐拯救了她，用栾思远的话说，还是音乐把她接住了。那天她停下弹琴的手掌，猛然发现，即便没有任何的经济收入，她还是会不自觉地坐在琴边弹上一会儿，她发现这种在音乐当中的忘我和快乐是“面包性的现实难题”拿不走的。“既然如此，那就让它跟着自己一辈子吧”，这种感觉把栾思远一下敲醒了，也让她同时坚定了对于音乐的追求。

慢慢地事情出现了转机。2020年12月份的时候，曾经在一次演出活动上认识的一位手碟演奏家邀请栾思远去参加一场演出，这场演出也为2021年后续二人的更多合作奠定了基础。

栾思远说，“我发现有的时候当人变得纯粹的时候，无论前面有多难，你往前走，好像就会有一股无形的力量来帮助你。”

变现仍单一

小众音乐人的变现方式相对单一。海青表示，“像我们这种比较独立的音乐摇滚，除了演出，没有其他办法。”

2019年，国内的乐队受到《乐队的夏天》这一综艺热度的推波助澜，开始慢慢走向大众视野。音乐节、LiveHouse对他们来说都是重要的演出场景，海青表示，一般而言，乐队只能通过每年大的巡演，常年演下去，慢慢积累粉丝，才有可能达到比较平稳的状态。

从发行第一张专辑《肉蛋蛋》的2017年到2022年，海青能够感受到国内音乐市场对小众音乐的愈加接纳，海青说，“可能是因为主流的东西满大街都是，所以现在的年轻人想听一些新鲜的玩意儿。”实验性另类蒙古音乐人巴彦达莱则表示，听者会筛选符合自身内外处境下的音乐来获得更丰富的体验，民族音乐的那种空间感、时间线、旋律、律动更能抓住人。

2021年，乌兔乐队加入唱片公司摩登天空，获得了更大的知名度，海青说，前段时间，摩登天空的老板说将来的市场是属于乐队的，主流的流行歌到一定时期会被淘汰。这句话让海青为之振奋。

不过“未来”还未来，眼下，音乐人仍需要解决在演出不稳定、不确定的情况下，乐队生存的问题。

除了常规的音乐节，国内的LiveHouse也正在兴起。

LiveHouse是舶来品，起源于日本，记者采访的几位音乐人都不约而同地谈到在LiveHouse里轻松、愉快的表演体验。海青表示，乌兔乐队在LiveHouse里的表演是多于其他的演出形式的。越来越多人走入LiveHouse是一件好事，这让更多的独立音乐人有了演出平台。栾思远则表达，在LiveHouse里跟观众会有一种亲切感，因为在她的音乐表演里会有很多即兴创作的部分，在那样的氛围里，当乐者轻松了，音乐也就来了。

但LiveHouse也同样面临客源不稳定的难题。曾有LiveHouse主理人坦言，目前在国内真正做到靠演出盈利的场地全国不超过20个。租场地、养团队、维护设备等等都是大额开支。

总体而言，国内仍处在LiveHouse商业模式探索的初级阶段。海青指出，国内的LiveHouse里来看热闹的观众会比较多，还未形成稳定的乐迷。

市场也在寻找适合演出的多种融合业态。比如，新天地打造天地世界音乐节，将视听体验融合到商业体打造的设计节、艺术展览、主题市集、社群活动等线下活动中，为音乐人创造了新的演出空间和场景，比如草坪露营派对、古建筑与大型雕塑配合游牧音乐等等。越来越多商业体有意将文化内容引入公共空间，是出现在音乐人面前的机会。

除了演出变现外，音乐人自身也在寻找其他途径。当前，栾思远探索出的一条路子是与产业园区合作。今年5月，栾思远成为“南通海门临江东布洲”签约音乐人，得到了当地政府的扶持。海门市临江镇在当地的一个产业园区里搭建了一个小剧场和多个展厅，当地认为音乐产业可以带来良性循环，只有文化产业才能吸引人、留住人。在这里，栾思远成立了工作室，每年会获得相应的创作基金，从这一平台向外输出作品。园区的剧场基本完工，这个月，剧场即将迎来首场演出。

栾思远表示：“发生在我身上的这个案例让我感到欣喜，等于我们有了剧场，有了载体，也获得了一部分的支持。不然如果把我的作品都放在大众音乐平台上供免费下载，我可能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这是栾思远一贯采取的态度，在《筝心诗意》专辑出炉的时候，她没有选择把它免费放在音乐平台上，而是放进了一家付费音乐平台，一张专辑定价44元，她获得其中的二分之一。

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容易，这样获取的收入甚至都不能覆盖专辑的制作成本。但栾思远仍坚持这么做，“我觉得这个态度是必须要的，因为我们不像主流的流行音乐人，他们的变现方式很多，付费专辑、演唱会、商业代言等等，小众音乐人没有这些东西，我们国内也在探索付费音乐的氛围，但首先我们自己需要这样去坚持。”栾思远说道。

小众音乐人的“小众”坚持

在栾思远的感受上，小众音乐的生存空间较前些年确有提升，但栾思远仍会有些沮丧，她认为，小众音乐所获得的关注更多是来自于当中穿插的流行音乐元素，或是吸引人眼球的服装、舞台效果。栾思远谈到，她非常希望音乐能够回到音乐本身，而不是作为一种娱乐化的方式存在。“音乐是极其抽象的语言，当中有很多‘空’的部分是留给观众去想象的，这个想象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

从一开始踏上音乐学习之旅的时候，栾思远选择了对于古筝融合音乐的探索，她会在古筝中加入来自非洲的打击乐、来自以色列的手碟等等不同形式的世界音乐。破界、交流是她一直在坚持尝试的东西，就如同她坚持留着清爽的短发，不穿汉服弹奏古筝的态度一样，她想打破外界对于中国传统音乐的单一审美以及加持在它们身上固定的条条框框。

针对上述市场体会、变现探索等的多个问题，多个音乐人给出的答案存有差异，但唯有一个问题，他们的回答却惊人的相似。这一问题是：是否会为了当下的市场偏好而去改变创作的方向?向年轻化、个性化靠拢是当下独立音乐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吗?对此，他们都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海青说，“还是要以创作本身为主，然后再去考虑市场化的问题。在创作之前，如果先把年轻化、市场化摆出来，那创作就不能称之为创作。”

栾思远说，“音乐首先是要服务于音乐人的，它一定是一种不吐不快的情感表达，而不是先想着受众怎么样。所以不是说一味地去迎合年轻人，而是先要真诚地表达自己。个性化、体验化应该是真诚表达之后的副产品，不是刻意为之。”

对于独立民族音乐人来说，创作是私有化的体验，推向市场是将私有化体会公之于众的过程，如果单纯为市场风向而作，是丢弃了原创中的“魂”。

但这当中他们又同时面临着创作者激励不足、缺乏发展通道、变现方式单一等等的问题。因此，除了坚持外，他们也在探索，他们也同时在期待一个更加尊重版权、尊重著作权的音乐氛围以及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