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种业企业扶优工作摆上重要位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的通知》，提出加快构建“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种业企业阵型。包括隆平高科、温氏股份、首农畜牧、新希望六和、光明畜牧、富发水产在内的270家优势企业机构从3万余家种业企业中脱颖而出，扛起中国种业振兴大旗。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常年用种100亿公斤，养殖业每年需仔猪6亿多头、雏禽150亿羽、水产苗种6万亿尾，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尽管我国水稻、小麦两大粮食作物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养殖水产品人均年有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但仍然面临一些卡脖子的技术问题，“种源芯片”尚未完全握在自己手里，种业振兴一直在路上。

构建种业企业阵型

根据企业创新能力、资产实力、市场规模、发展潜力等情况，农业农村部自2021年以来从3万余家种业企业中遴选出270家优势企业机构，这其中包括隆平高科等69家农作物种业阵型企业，温氏股份等86家畜禽种业阵型企业，富发水产等121家水产种业阵型企业。

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渔业渔政管理局、全国畜牧总站相关负责人近期围绕《通知》解答指出，中央种业振兴行动方案明确提出实施种业企业扶优行动，“做大做强种业，必须做优做强一批具备集成创新能力、适应市场需求的种业龙头企业”，引导资源、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向重点优势企业集聚。

所谓“破难题”，要求阵型企业聚焦少数主要依靠进口的种源，加快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品种;“补短板”阵型企业应聚焦与国际先进水平有差距的种源，在品种产量、性能、品质等方面尽快缩小差距;“强优势”阵型企业则要聚焦我国具有竞争优势的种源，加快现代育种技术应用，巩固强化育种创新优势，完善商业化育种体系。

“种子是我国粮食安全的关键支撑。在我国农作物生产中，80%的种子是靠企业提供的。这次从7000多家农作物种业企业中遴选出的69家阵型企业，可以说是百里挑一的骨干力量，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种业主力军。”上述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说。

“种业想要发展，企业扮演的角色很重要。”在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科院作物科学研究所党委书记刘录祥看来，此次农业农村部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是将种业振兴着力点放在企业，用企业的育种积极性引领种业科技发展，配以科研机构和政策体系支持，“这对种业发展非常关键”。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胡冰川认为，优良品种和新品种选育高度依赖科技投入，问题在于风险投入从何而来?答案莫过于公共投入和商业投入。我国计划经济时期主要采取由主管部门和科研院所主导的公益性育种，现实中相当多的科技论文和专利成果并不解决实际问题。商业育种的好处在于导向性明确，弊端在于容错成本高，尤其在我国种业仍存短板的情况下，商业投入的体量差距决定了种业发展的代际差距。“在市场上销售靠前的种子，无不是科技和商业同时成功的典范。”

种源“堪用”到“致用”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我国农作物常年用种100亿公斤，养殖业每年需仔猪6亿多头、雏禽150亿羽、水产苗种6万亿尾，绝大多数来自企业。对于民族种业来说，想要抓住如此庞大的市场并非易事，此前一直有“5000多家中国种业公司不敌一家孟山都”的说法。

胡冰川告诉新京报记者，全球种业发展共经历三次浪潮。第一次是2000年前后的种子与农药结合，实现了农资产业的纵向一体化。第二次是2008年前后的不同种企横向一体化。过去几年里，以陶氏杜邦合并而后分拆出的科迪华农业、拜耳收购孟山都、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为典型事例，第三次种业并购浪潮结束，全球种业集中度快速提高。虽然当前种业市场中仍存在相当数量的中小企业，但主要是在大企业夹缝中生存，主打差异化品种和市场。

就国内种业市场而言，十年来，我国畜禽种业得到长足发展，目前主要畜禽核心种源自给率超过75%，良种对畜牧业发展的贡献率超过40%，但种源“卡脖子”问题依然存在。

北京种业协会理事长、大北农总裁宋维平告诉新京报记者，国内每年生猪出栏量达7亿多头，其中90%的生猪种源为进口，仅2021年我国就从国外引进猪种2万多头，主要来源国为丹麦、英国、美国、比利时。我国虽有自己的种猪资源，但存在生长周期长、饲料转化率低、防病条件低、瘦肉率低等问题，不适宜商业化养殖。目前，以大北农、新希望六和为代表的20余家生猪育种企业，均处在“补短板”阵型。

针对农作物，刘录祥认为我国种业需要“破难题”的点在于蔬菜、糖类、菌类，如西兰花、白色金针菇等基本使用的是国外种子(菌种)。需要“补短板”的品种主要为大豆、玉米、油料、马铃薯等。我国大豆种源自给率为100%，玉米种源自给率达到90%以上，但单产能力只有发达国家的60%左右，需要进一步加强。处在“强优势”地位的则有小麦、水稻等，其中小麦总产量位列全球第一，在全球范围内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

“种源‘卡脖子’是相对概念，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无种可用，即种源‘堪用’与‘致用’之间的差别。”胡冰川以玉米种子“先玉335”为例说，以前农户种植玉米担心发芽率不高，穴播一般会放上2粒种子，但“先玉335”推广后只需要播1粒，使得2006年-2020年每亩用种量从2.7公斤下降到1.6公斤。“在这个技术进步过程中，‘先玉335’便起到了致用作用。”

种业振兴在路上

为将“种业芯片”牢牢握在自己手中，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一系列种业支持与扶持政策。

2019年，农业农村部印发《国家畜禽良种联合攻关计划(2019—2022年)》，组织开展优质瘦肉型猪、地方猪、奶牛、肉牛、白羽肉鸡和湖羊种质自主创新联合攻关。

2020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和利用，有序推进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开展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新发展格局下，“种源芯片”作为种业乃至农业关键，“必须牢牢掌握在国人自己手中”。

2021年4月，农业农村部发布《全国畜禽遗传改良计划(2021—2035年)》，提出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体系，提升种畜禽生产性能和品质水平。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修改《种子法》，重点建立实质性派生品种制度，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中央召开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次会议，通过《种业振兴行动方案》。农业农村部安排中央财政资金5.1亿元，支持国家生猪、奶牛、肉牛、羊、蛋鸡和肉鸡等主要畜禽核心育种场扩大种畜禽性能测定规模，提高遗传评估准确性。

在一系列政策支持下，我国种业攻坚在多个领域取得突破。2018年11月，由新希望六和集团与中国农科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联合培育的中新白羽肉鸭新品种(配套系)，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组织的现场核查。2021年12月，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通过“圣泽901”“广明2号”“沃德188”等3个快大型白羽肉鸡品种，打破了白羽肉鸡种源的国际垄断。2022年8月，我国农业科研工作者历时43年研发，培育出中国自有专门化肉牛新品种“华西牛”，打破肉牛核心种源严重依赖进口的局面。

对于下一步如何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发展，农业农村部也给出了答案：一是大力推进“三对接”，支持科研单位与阵型企业对接，开展科技、资源、技术、人才长期战略合作等;二是积极创设扶持政策，支持阵型企业参与种质资源保护、鉴定和开发利用，加快优异种质资源交流共享等;三是建立企业联系机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积极主动服务企业，创造良好营商环境;四是净化种业市场环境，深入开展种业监管执法年活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对违法行为重拳出击、整治到底、震慑到位。

胡冰川认为，中国具备成就种业优势地位的条件，但种业振兴不是一时之功，需要不断更新迭代。只有不断涌现新的物种、新的性状、新的商业机会，才会持续造福人类。“可以说，种业是座翻不过去的山，它的高点永远在前路。”